1940年初，蒋经国在与私人秘书余致浚讨论抗战的最新捷报时，突然提到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。他主动表达了对这篇军事理论文章的钦佩之情，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感受。蒋经国说道：“这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，清晰地划分了战争的各个阶段，分析了战争形式的转变，并深入探讨了战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。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洞察力非常深刻，文章的预见性和说服力令人信服。” 这些评价充分体现了蒋经国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高度认可。
图注：毛泽东在抗大讲解《论持久战》的场景，摄于1938年，由徐肖冰拍摄。
在那时的中国，抗日战争刚刚开始，国内弥漫着两种极端的声音：一种是“速败论”，主张中国必然会因国力和军事实力差距而快速失败，宣扬亡国论，认为抵抗无望；另一种则是“速胜论”，认为只要集中力量、进行一两次决定性的战役（如台儿庄战役），便可轻松击败日本。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弱小。随着台儿庄战役等一次次的失败，速胜论逐渐转向了速败论。
展开剩余74%在中国抗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艰难时刻，尽管战局依旧严峻，国内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思想上都充满了混乱，许多投降派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就在这种时候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，便完成了5万字的军事理论巨著《论持久战》。这一作品一经发表，便在党内迅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。陈云感到毛泽东的观点深刻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，认为这对全党和全国抗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不久后，陈云建议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干部中讲解。毛泽东接受了这一建议，开始在延安的抗大等学校和各党政机关进行讲解，并将《论持久战》印刷成油印版，广泛发放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知名人士，都对这部作品表现出了极高的评价。
1938年11月25日，蒋中正于湖南衡山召开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”，商讨联合抗日事宜。会议中除了有众多的高级军官参加，还包括了八路军代表周和叶。周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《论持久战》的基本思想，白崇禧也在听后表示：“毛先生的大作自今年5月问世以来，我已经反复阅读，并向委员长做了诚恳推荐。我总结毛先生的理论，就是‘以空间换时间，积小胜为大胜’。” 不久后，《论持久战》与蒋中正的讲话一起，传发至各位高级将领手中，包括那些未能亲临会议的人。
宋庆龄在收到《论持久战》后，立刻将其翻译成英文，并通过国际渠道发布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美国驻中国战区的司令史迪威将军在阅读过《论持久战》后，称这本书是“绝妙的教科书”，并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对中国的援助，特别是在武器装备上的支持，认为这会加速中国的胜利。
土木系的陈诚最初对《论持久战》并不以为然，但当武汉、长沙相继沦陷后，他再次翻阅此书，并在其中批注了许多战例。陈诚还专门请周和学员们讲解《论持久战》和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》。如今，陈诚批注过的《论持久战》仍被珍藏在台北的私人图书馆中。
《论持久战》凭借其高远的战略眼光，成功预测了抗日战争的三大阶段，甚至连蒋经国也曾自述阅读此书七、八遍，深受启发。
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余致浚，他自己却是一位地下党员。当时，他负责起草蒋经国的发言稿，没想到在一次谈话中，蒋经国提到《论持久战》时，流露出了对毛泽东的极大钦佩。余致浚在一份材料中提到，1940年年初的一个傍晚，蒋经国因听到抗日战线传来喜讯而心情愉悦，便找余致浚和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聊起了前线的胜利消息。正当大家谈兴正浓时，蒋经国突然转移话题，提到了《论持久战》。余致浚记得，他从未与蒋经国谈论过中共领导层的事情，但蒋经国这次主动提起毛泽东的文章，显然非常感兴趣。蒋经国称，这篇文章不仅深刻分析了抗战的形势、战争各阶段的演变，还精准预测了战争中的困难与问题，读后令人深感信服。蒋经国表示，他已翻阅《论持久战》七八遍，甚至在书上做了许多标记，书页已经翻得破旧不堪，旁边的文字有中文也有俄文，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和喜爱。
这些细节再次表明，《论持久战》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，也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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